蘭州9月26日電 (王牧雨)2000多年前的漢代居延邊地，匈奴來犯，駐守的漢軍該發(fā)出怎樣的警報信號？朝廷派使者慰問邊地吏卒途經肩水金關時，吃飯住宿花了多少？有沒有多花錢？一匹戰(zhàn)馬死了，誰的責任？如何追查……這些問題的答案都藏于甘肅簡牘博物館內。

　　1974年，在內蒙古額濟納旗甲渠侯官遺址第22號房址內，出土一冊漢代木簡。根據(jù)文辭內容，專家將這冊文書定名為《隧長焦永死駒劾狀》，簡冊成書于東漢光武帝建武三年(公元27年)，距今已近2000年的歷史。

　　看似平平無奇的一冊木簡究竟藏著怎樣的價值，為何能被評為國寶級文物？近日，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、研究館員肖從禮接受記者專訪時做出解讀。

　　該冊共16簡，可釋讀409字，木質，長21.2厘米至23厘米、寬0.9厘米至1.1厘米。除一枚略有殘蝕外，其余各簡均清晰如初，全篇章草，一氣呵成，文義連貫，內容完整。

　　“所謂劾狀就是最后的調查結論。”據(jù)肖從禮介紹，這冊簡所記錄的內容，是東漢建武三年甲渠侯獲奉居延都尉府記之命，對塞尉放馬駒之死一案進行的調查審訊，并報送案結的文書副本。

　　塞尉放借母馬于女子馮吳，后騎焦永驛馬辦公，焦永則騎母馬至止害隧。次日焦永發(fā)現(xiàn)馬駒死，雙方爭執(zhí)。證詞顯示焦永因雨借馬予放，后追討未果，母馬與駒同歸途中駒亡于吞北隧。負責這起案件的粟獲裁定侯永無責，放擅用官馬，以坐臧(意為“栽贓”)論處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這份由普通文員記錄的劾狀，所寫文字飄逸瀟灑、自然灑脫。著名書畫家啟功先生曾評漢代章草時說：“漢代草書簡牘中的字樣，多半是漢隸的架勢，而簡易地、快速地寫去。所以無論一字中間如何簡單，而收筆常帶出燕尾的波腳。且兩字之間絕不相連。”

　　肖從禮認為，《隧長焦永死駒劾狀簡》可以讓我們了解到中國書法在東漢初期的一個演變情況。“謄抄公文的書手可能非常的普通，但是我們可以看到，當時他已經在枯燥乏味的日常書寫中，有意識地進行藝術的創(chuàng)作了。”

　　同時，這冊簡牘對今天研究漢代的馬政、邊塞行檄、責任追究制度等有重要價值。肖從禮解讀，在漢代的時候，對官吏借用民間私人馬匹有嚴格要求，更不要說對作為國家重要軍事物資的官馬，有更為嚴格的管理和規(guī)章制度。作為國家公職人員，誰領用誰負責，不得擅自出借，這也反映出漢代治吏的思想。

　　“在漢代有相當多這類涉及法律文獻的出處，例如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出現(xiàn)大量律令條文，而在西北出土的漢簡里面大量記載的都是對這些司法條例的具體執(zhí)行案例。”肖從禮認為，將這些出土的法律簡牘文獻綜合起來，就可以系統(tǒng)還原古代的法制理念和在執(zhí)行過程中的得與失，這對今天我們進行法治社會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鑒價值。

　　記者在簡牘博物館中看到《隧長焦永死駒劾狀簡》時發(fā)現(xiàn)，簡中墨色如新且保存完好。肖從禮說，現(xiàn)在所看到的簡牘都未經后人任何改動，2000年前的簡牘之所以到現(xiàn)在保存完好，得益于西北干燥的氣候環(huán)境和大漠戈壁鹽堿的地理環(huán)境。

　　在不產竹的西北地區(qū)，簡牘均以木質的胡楊、松木、紅柳為主，這三種材質的紋理十分細密，尤其適合于用蘸墨進行書寫，所用墨源自自然礦物或植物，簡牘經刮削打磨，表面光滑，書寫體驗近似宣紙，“古人不僅忠實記錄文字，還追求書寫美觀，不斷總結優(yōu)化書寫材料與技術，無不體現(xiàn)高超的智慧與巧思。”肖從禮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