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世紀50年代,早在中南美專的時候,我跟著嶺南畫壇的兩位大家關山月與黎雄才先生學畫。和關山月老師嚴肅的性格相比,黎雄才老師性情比較隨和。讀書的時候,我做過班長,經常給老師送作業,也就比其他同學多了接觸老師的機會。黎老師的筆墨功夫很厲害,要求也很高。一個畫家沒有自信心是不行的,黎老的自信就非常足,也非常勤奮,這都因為他太愛藝術了。我們常講墨分五彩,但他硬是根據濃淡干濕的變化,能畫出100種墨色來。

　　可能也正是因為自信非常足,黎老在藝術上是唯我獨尊的,對其他畫家肯定得不多。但隨著年齡的遞增,人生的體會也不同了。到了晚年,他好像變了個人,由自信與傲然變得謙卑與慈祥,對他人肯定得多了,對年輕人也很好。有人拿畫找他指點,他會直接在畫上修改,這種品性不得了。我曾畫過一幅《百牛圖》,他就在畫面上給我做了修改,在上面加了水和草。在他走不動的時候,人就更慈祥了。

　　黎老師在教學中很注重教材的編寫,曾公開出版過《山水畫譜》、《花鳥畫譜》,這是兩部高水平的美術教材。在上課的時候,他一直不愿講大篇大篇的理論,而是擅長直觀教學,學生有了什么問題,他就直接拿筆畫給學生看,邊畫邊講解。黎老的這一招非常高,很容易出教學效果。其實,美術老師真的不需要在課堂上講太多,直接示范給學生看嘛。

　　他是一位一輩子都信奉純藝術的藝術大家,對政治不關心,也不感冒。這和關老有點不一樣,關老有時還貼向政治。上世紀50年代末,領導的“到生活中去”的指示下達到美術界,藝術家們都積極響應——至少表面上都很支持,但黎老不,他偏偏喜愛表達個人的立場與觀點,他說:“領導講‘到生活中去’,但我其實早就到生活中去了。”結果,大家都批判他。

　　我自己和黎老之間也有讓我沒齒難忘的故事。我剛大學畢業的時候,黎老一開始想讓我專攻花鳥,他說花鳥畫好把握。那個時代,因為政治主導了藝術,人物畫被抬到很高的位置,是最熱門的藝術門類。我最終“隨了大眾”,沒有聽他的勸導,但黎老的關懷讓我至今難忘。黎老有時候很有人情味,也很天真。他生第一個孩子的時候,帶了一袋紅雞蛋,一一送給我們。

　　1962年,我創作《落戶》,他看過了,很高興,主動動筆加了水波。1982年,我在廣州美術學院搞了一次畫展,黎老過來看了,對帶傳統的作品格外喜歡。看完展覽,他還寫了四個字“藝無止境”勉勵我。

　　關黎作為嶺南的“雙子星座”,哪位先生的藝術到底更勝一籌,一直是坊間常議論之事,兩位的支持者也基本上平分秋色,沒有一個最終答案。也有不少人問過我這個問題。我以為,我們不能說哪位老師的藝術水平更高一些,也不能拿單個題材來比較,更不能借這一家的成就來否定另一家。有人說黎雄才畫的松樹要比關山月的好,能這樣比嗎?兩位老師,應該說各有側重、各有特色、各有風格,在美術史上也各有自己的貢獻。他們都是德藝雙馨的代表,也都對我有潛移默化的影響。

　　具體來說,關老的繪畫很有思想,能夠緊隨時代走,題材豐富,畫面也很大氣,很有新意。你看名作《綠色長城》,多么偉大的一幅作品啊。總體來說,關老是忠于藝術、忠于時代的現實主義畫家,作品的創造性非常高。而黎老畫面的整體性特別強,善于處理復雜的局面。嶺南畫派中,畫面整體感最好的畫家是黎雄才,他畫松樹,層次復雜,但又很通透。

　　嶺南畫家大多擅長處理局部,細節處理得非常好,畫什么像什么,我不完全反對,但有時候到了一定高度,就不能這樣要求了,因為畫什么像什么不過是藝術的低級階段。這是嶺南一貫的問題,但在黎雄才這里解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