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不要再談過去的事吧！靜，我只渴求你留在我身邊。和你在一起，我感到生活得更溫暖，工作得更有力量了。”

“先生，我也有同樣的感覺。我非常非常依戀著您了。”

“那么，讓我們馬上結婚吧，靜。”雖然是在暗夜，但借著月光，我看見他那深澈的眼睛里閃動著激動的光芒和淚水。接著他低聲說：“和一個比你大28歲的人結婚，靜，你真愿意嗎？”我聽得出，他的聲音里有著快樂和興奮，也有憂慮和不安。

“愿意。先生，我已一步一步跨越了年齡距離的障礙，勇敢地走到您面前，愿意為您和您的工作奉獻我的一生。”我受著強烈的感動，同時，把我的頭緊靠在他那堅強、穩重的肩膀上。———摘自廖靜文《徐悲鴻一生》

人物簡介》

徐悲鴻(1895—1953)，著名畫家、美術教育家。江蘇宜興縣人。抗戰期間，隨中央大學內遷來到了重慶，寓居重慶江北磐溪。1942年，籌辦中國美術學院。新中國成立后，任中央美院院長、全國美協主席。

抗戰期間，戰時首都重慶不但給了徐悲鴻一個新家，還成為他創作生涯中最重要的時期，創作了《巴人汲水圖》和《巴之貧婦》等極具現實主義風格的國畫名作。其中《巴人汲水圖》在2004年更是創下1650萬元的天價。

嘉陵江邊的舊居

《重慶讀本》在編輯前述文字的時候，另加了一個小標題，叫《情定磐溪》。磐溪就在江北大石壩的嘉陵江邊上，是抗戰期間徐悲鴻在重慶居住的地方，也是徐悲鴻與廖靜文相戀并結合之處。

雖然記者曾不止一次到過磐溪“徐悲鴻舊居”采訪，但上周再去，還是頗費了些周折———原來，前往磐溪的小路已被一個巨大的工地阻隔，只能從大石壩九村車站旁的一條小馬路進去，在一棟棟密集的住宅樓之間，差點就錯過那棟曾熟悉的小樓。

這是一棟磚木結構的2層樓房，廖靜文曾經回憶這里：“有寬闊的院落，中間有座亭子，內置石家的祖宗牌位，兩側是兩座兩層的小樓，隔亭相對而立。小樓全部是木結構，制作粗糙。但在戰時的重慶，這已是難覓的佳園了。周圍有黃葛蒼松，梅竹掩映，十分幽靜。”

如今，這里早已沒有了亭子與另一棟“相對而立的小樓”，在“舊居”臨嘉陵江那面的山墻上，有兩塊分別立于1992年和2001年的“重慶市文物保護單位”的牌子，說明“徐悲鴻舊居”在重慶直轄后，已升格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。

“舊居”正面的磚柱上，還有兩塊藍色標牌，分別寫著“江陵7—043幢”和“固房207”的字樣，說明這房屋是原重慶江陵機器廠(1995年合并到長安公司)的，至今還是原重慶江陵機器廠的職工宿舍。住在二樓的一位退休阿姨告訴記者，早就說要搬遷，就是一直沒有動。

院壩下面，是一排“石室”，據資料記載，這里原來是徐悲鴻的畫室。“石室”前面，原來是房東家的祠堂，1942年徐悲鴻從云南回到重慶時，就曾準備在這里籌備成立中國美術學院。大約在10年前，記者到此尋訪時，祠堂的院落里還殘存著建筑的木質骨架，而如今，已是一塊荒地。

連接“石室”與上面院壩的石梯上長滿青苔，為找尋一個理想的拍攝角度，記者一不小心摔了個大跟斗。

重慶經歷悲歡離合

從1942年到1946年，徐悲鴻在這里度過了四年時光。這四年，徐悲鴻經歷了他人生中最刻骨銘心的悲歡離合———他以現款100萬元、古畫40幅、自己的作品100幅及每月收入的一半，作為兒女撫養費的“代價”，與前妻蔣碧微離婚，并于1945年1月與比他小28歲的廖靜文結婚。

徐悲鴻和廖靜文的婚禮是在七星崗的中蘇文化協會舉行的，由郭沫若先生和沈鈞儒先生證婚。郭沫若還寫了一首詩祝賀———

嘉陵江水碧于茶，

松竹青青勝似花。

別是一番新氣象，

磐溪風月畫人家。

新婚后的徐悲鴻是愉快和幸福的。他不止一次地對廖靜文說：“我真正找到了我所愛的人！除了你，沒有人能對我有這樣真誠、堅定、純潔、無私的愛情，我用什么來報答你呢?”“我欠著你的情分，我要把我最珍愛的東西都送給你。”徐悲鴻決定把他十分珍愛且比較滿意的一些作品，全部送給廖靜文，寫上她的名字。

后來，廖靜文將這些作品全部捐獻給國家。在北京徐悲鴻紀念館，記者看到，許多畫上都題寫有“靜文愛妻保存”的字跡。

畫作富集重慶民間

抗戰期間，還是徐悲鴻創作生涯中的收獲期。早在抗戰初期的1937年，徐悲鴻就隨中央大學內遷來到了重慶。在此期間，他創作了《巴人汲水圖》和《巴之貧婦》等極具現實主義風格的國畫名作。1943年3月，徐悲鴻在兩路口中央圖書館舉辦個人畫展，展出國畫、油畫、素描作品百余件，三天參觀者逾三萬人，轟動山城。

有一個故事，從一側面說明了徐悲鴻在渝期間創作力的鼎盛。

那時，沙坪壩學校雖多，卻沒有一家像樣的書店，有個名叫陳汝言的江蘇人想辦出版社，但苦于缺乏經費。李公樸教授出主意說：“要錢只有找徐悲鴻。他的畫是熱門，一匹‘馬’就賣了500元。”陳汝言很高興，便從沙坪壩過江來到江北磐溪找到徐悲鴻，大膽講出自己的想法。

徐悲鴻聽完這個小同鄉的坦誠之言，沉思片刻，用鄭重的語氣回答說：“你想辦個出版社，我支持。我雖不是富翁，但出點錢是辦得到的。不過要辦就得辦出自己的特色，應多出版些世界名著和國內的好作品。你回去找中央大學的一些知名教授擔任編委，他們答應了再來找我要錢。”

幾天之后，陳汝言組織好編委會，并再次來到磐溪。徐悲鴻立即拿出2000元交給陳汝言作開辦費，并還說：“這是我賣的兩匹‘馬’的價錢。”不久，這家出版社就在沙坪壩正式開張了，的確把很多享譽文壇的世界名著和國內進步書籍拿來出版。

在重慶坊間，還流傳著徐悲鴻每月三張畫抵房租的傳說。我們雖然無法考證傳說的真偽，但至少可以推斷，徐悲鴻在渝期間，的確留下了大量畫作，這既是他“創作高峰”的成就，也是他為當時生活所迫的結果。而在客觀上，也使重慶成為徐悲鴻作品民間收藏的“富集之地”。

上世紀80年代初，在重慶的許多地方都還可以見到徐悲鴻作品出售，單幅價格都在1000元以下。1999年，在北京瀚海拍賣公司的一場拍賣會上，重慶藏家的一幅《巴人汲水圖》(該圖共有兩幅，另一幅為北京徐悲鴻紀念館收藏)以120萬元成交。2004年，在瀚海公司成立10周年的拍賣活動中，《巴人汲水圖》更是創下1650萬元的天價。